教孩子学正念，究竟有多大帮助？围绕这个问题，过去二十余年间积累了不少研究，但也一直伴随着对结果差异之大的质疑。美国研究团队指出，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之一是开展研究者自身的正念练习习惯。他们汇总了107项面向儿童与青少年的基于正念的干预研究，并重新计算了结果。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《心理治疗与心理躯体医学》（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）第95卷第4期。
把8,510人的资料集中到一起
分析纳入了107项面向儿童与青少年的基于正念的干预研究，共计1,393项统计量，以及8,510名参与者的数据。该研究以平均年龄约在12岁上下（范围约4至19岁）的儿童与青少年为对象。就以往开展的儿童与青少年正念元分析而言，这是规模最大的一项。研究团队在计算每项研究的效应量的同时，也对论文作者自行披露的正念练习履历进行编码。三项指标分别是：过去24小时内冥想的时间、过去7天内冥想的次数、以及持续练习的年数。
总体效应量显示为Hedges g 0.33（95%置信区间0.27至0.39，p〈0.001）。这一数值处于偏小到中等之间。正念项目确实能对孩子产生帮助，但其效果并不算“惊人”，这一点与该领域长期反复出现的结论并无太大差异。事实上，既有的多项元分析也报告过相近区间（Hedges g 0.31至0.32，Cohen d 0.16至0.30）。
分歧点在于研究者近来的练习量
差异主要出现在另一个方面。研究人员开展的、在过去24小时内冥想至少30分钟的那类研究，其效应量上升到g 0.51（95% CI 0.35至0.66，p=0.05）。在过去7天内冥坐或练习超过七次的那类研究中，效应量为g 0.52（95% CI 0.39至0.65，p〈0.01）。这一数值超过总体平均值的1.5倍。
另一方面，表示冥坐练习持续了“几年”的冥想履历，并没有与效应量形成关联（p=0.17）。换言之，关键不在于是否练得久，而在于在这一阶段当下是否真正坐在了垫子上、在练习。在接受问卷调查的97名研究者中，95%表示自己一生中至少练过一次正念冥想，但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过练习的人只有57%。也就是说，多数研究者虽然有正念练习经验，但练习经历的长短与研究结果无关；只有近期的实际练习量才能预测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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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
论文并不下结论式地断言因果关系。相反，它提出三种可能解释。第一，直接进行正念练习的研究者，或许更能理解正念文献以及干预方案与教学方法中的那些微妙环节，从而做出更好的结果，即专业性效应。第二，由练习更深入的研究者所主导的实验室，可能以更温暖、更细致的氛围运行，从而提升项目传递的质量，即环境效应。第三，相信正念疗效并亲自练习的研究者，可能在无意识中把研究设计、收集与解读往更有利的方向偏置，即热情效应。此外，披露练习履历更详细的研究与没有这样做的研究之间，或许还隐藏着其他差别。
有意思的是，本次分析中没有发现出版偏倚的证据。要推翻现有结果，需要额外发表185项无意义研究；即便进行校正，效应量仍为g 0.22且具有统计学意义。另外，若按地区分组，亚洲开展的研究效应量为g 0.54，显著高于其他大洲（北美0.35、欧洲0.28、澳大利亚0.12）。论文还指出，正念源自本身的佛教修行传统，因此在佛教文化圈内，项目的语言、比喻以及师生关系等要素可能更容易被自然接受。
通讯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系的David C. Saunders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Hedy Kober。共同作者则隶属于耶鲁大学精神医学系和耶鲁儿童研究中心。研究者的正念练习履历在获得耶鲁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后，通过线上问卷收集。
在国内学校正念实践中留下的疑问
在国内，学校与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儿童与青少年正念项目也在不断增多。从2004年至2024年，发表在国内收录期刊上的儿童与青少年正念研究已达67篇；面向青少年的基于正念的干预其效应量被报告为0.85至1.02，积极结果持续不断地累积。
这项研究提出的疑问，并不止于项目内容或课程次数本身。关键在于：授课者是否正在把自己的练习持续下去，以及支撑这种练习的结构是否已经被纳入项目当中。在正念导师培养过程中，完成时长与资格要求往往被相对细致地讲解，但如何为导师本人持续练习提供支持，却相对较少被讨论。论文作者表示，他们希望这些发现能成为再次追问：在正念研究中，研究者个人经验所产生的影响。为导师提供练习时间，并把定期个人练习设计成项目的一部分，或许就是答案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